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2005年1月，《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在大陆初版时，我在前言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这些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无论他们的学问、才情、人生经历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私人文字都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把握了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以及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仅有官方的正史是远远不够的。宏大的国家化记忆固然不可回避，但历史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带有个体温情的私人记录。这不是什么“野史”，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这些带有个体生命体温，他们的泪与笑，他们的犹豫和决然的私人记录，我们的历史才可能是完整的。
相隔五年，此书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出版繁体字版时，八旗文化出版社将书名改为《抉择：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突出了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剧变之际做出抉择这一主题。六十年前的那一刻，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去、留之间的抉择。1948年选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代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华部分，24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组院士，占28位人文组院士的35.7%。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廷黻、顾毓秀、萧公权、董作宾、李济等或赴美国，或去台湾，钱穆则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毫无疑问，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其中甚至包括早就洞穿自由的“多少”与“有无”的储安平。因此，长期以文化人身份在上海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夏衍晚年写回忆录时还要发出这样的感叹：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
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
其实，夏衍看到的只是历史的表象，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乃是基于各不相同的理由，并不是如此简单。毫无疑问，对于数量更大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去留之际的抉择主要不是政治性的，更多的还是家庭的原因，拖家带口难以流徙，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2日的日记说，他当时如果想走是可以走的，但他从未想过要走，“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史学家吴相湘回忆1948年11月25日前后的北平之行，“其时，北平学术界人士，大多不甚恐慌。我曾与北大师友多所接触，交换对时局意见。他们都曾经抗战八年在西南的流离转徙，好不容易重回故都，分配到宿舍，为时不过半年，真可说喘息甫定；并且年纪又大了，实在不敢想像再来一次‘疲于奔命’的逃难生活。何况当时金元券发行引起物价上涨，更使人不敢想及未来，惟有听之天命。”国学大师钱穆在《师友杂忆》中也说：“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
与1937年外敌入侵、“流徙西南天地间”不同，这一次是内战定局、政权更迭，要流徙到前途未卜的台湾岛上或者异国他乡，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何况，在多数普通知识分子心目中，“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而且共产党未必比国民党更坏。本着这样一种“与人为善之心”，加上许多其他的种种因素，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下也就在常理之中了。等到思想改造运动、批俞平伯、批胡适、批陶行知、批胡风……一波接一波，直到铺天盖地、几乎无人能够幸免的运动大旗招展，知识分子全军覆没，就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9年前夜，美学家朱光潜、政治学家张佛泉、植物学家胡先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毛子水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到了抉择之际，签名的16个人中既有选择出走的，如张佛泉、毛子水等，也有选择留下的，如朱光潜、胡先驌等。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即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自述抗战之后的愿望本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些，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这篇检讨彻底否定了一年前自己签名同意的《中国的出路》，1950年他开始研究马列主义，1951年10月，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路易·哈拉普著）由他翻译出版。他的检讨和改造不能说不积极，但是在接下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依然首当其冲，成为北大的两个重点批判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周炳琳）。他在西语系、在全校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无情的自我批判，内心之虔诚、态度之认真几乎都无可挑剔。1957年朱光潜对罗隆基的批判也是众所周知的，到了1960年代，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连尼采、叔本华的名字都不敢提及。多年以后，他在垂暮之年为自己当初的“顾虑、胆怯，不诚实”而羞愧。然而，他的出路并没有因为自我检讨、积极改造而改变。
与他一样选择留下并且受过很好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金岳霖、贺麟等人都曾极力否定自己的过去，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1949年后的新环境。贺麟1946年发表《学术与政治》一文一再阐明“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为了保持学术独立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亦所不惜。”当一个新的、他完全陌生的时代降临后，他却未能守住这一诺言，反而放弃了学术的尊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迅速败下阵来，说了大量违心话。
曾被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哲学家金岳霖，1949年后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先后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等的批判，对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但是，他自身的命运没有因此而好到哪里去，那已经是一个丧失了“不说话的自由”的时代。
吴宓苦恋一生的毛彦文偶然在美国读到一本由香港美国领事馆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上面登载着许多大陆著名学者的坦白书，吴宓的检讨说自己一向用纯文学观点教莎士比亚戏剧，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思的观点教才正确。毛彦文气得发指：“人间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一至于此！”
即使如此，吴宓、朱光潜、金岳霖等人也未能幸免被废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他们虽侥幸逃过了反右一劫，却几乎无人逃得过“文革”的网罗，有北大学生记得朱光潜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大广场挨批斗时——“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
朱光潜那一绺在寒风中颤抖的白发，与吴宓临终时的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就是1949年选择留下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命运。“根株浮沧海”，选择出走的胡适、钱穆、毛子水们同样有着内心永远的伤痛，他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漂浮在异乡、孤岛的苦痛始终伴随着他们的余生。1949年后，假如没有台湾、香港，一切更是不堪设想。两岸三地，三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六十年来的历史演变，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是上帝对中国的恩待。
六十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面临着抉择，如果说，六十前是一次去留之间的抉择，或者在国、共两极、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做出抉择，那么，这一次就是在独立与依附之间的抉择，这一抉择实际上更为本质、也更具有现代意义。没有独立的人格追求，只能在不同的强权集团之间进行选择，知识分子永远都不会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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